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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元用心与电影对话
采访者：苗野
《过年回家》开始上演至今已有三个月了。 虽然媒体对这部电影和张元本人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这部影片在北京地区的票房不到６万元。
以３０元一张票计算，在上千万人口的北京，看了《过年回家》的不过２０００人。就当是演了三场话剧吧！ 可对电影来说，真是惨了点儿。听说此片又在上海、广州等地上映，是否那里张元的知音会多些呢？近日得到的消息与北京相差无几。
张元也算是在国际上知名的导演了，他几年来拍摄的所有影片都在国际上拿了奖。这部《过年回家》是他认为观众会喜欢的影片，尚且遭此冷遇，那么他拍的电影是不是给观众看的呢？还仅仅是为了让老外给奖？与这位导演谈话是比较费劲的，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了解到的是他的艺术观和世界观。
苗野（以下简称苗）：《过年回家》是你的第一部在国内公映的影片，现在面对评论和观众，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很大？
张元（以下简称张）：压力是有的，而且这种心态使得我最近的情绪很不正常。我一直在劝自己，你拍的是这样的电影，大家需要时间慢慢去了解你的电影，你的电影是比较特殊的电影。
苗：你的电影只在北京四家影院的小厅里放，票房不好。你怎么看？
张：我们去看电影，需要有有关电影的修养和知识，需要去看很多电影，去积累。比较之下，我们才可以看出什么是好电影。大家看电影，如果仅仅是看一个票房的话，对于像我拍的艺术电影，它的观众毕竟是狭窄的。这就需要许多年轻的导演不断地去做工作，也许经过一段时间，大家就可以认清什么是好电影，可能去电影院看艺术电影的人就会越来越多。到那个时候，可能会出现转机。
苗：在我看来，电影是工业，它要求经济回报。
张：电影不是工业，电影之所以作为工业，完全是好莱坞的概念。在好莱坞的影片中，导演不是最重要的，制片人是主要的。如果把它当工业，最重要的是资本家，是做这个电影的商人。商人需要赚钱。但是，我的目的是不一样模也皇巧倘恕６遥液芮宄业牡缬耙壑诖词裁础?br>
苗：你给观众带来了什么？
张：我要给观众带来一些我要表达的东西，一个导演要给观众的东西，而不是一个资本家或商人要表达的东西。
苗：票房不好，你不介意吗？
张：《过年回家》的票房不是不好。如果我们仅仅以票房来评价一个电影，并不见得是这电影或导演不好，我们也应该看观众有没有能力去欣赏这个电影，观众需要什么方式去欣赏这个影片，比如歌剧、交响乐和绘画艺术，你需要去学习才能知道。恰恰相反，我们现在能够写文章的记者还在像商人一样地评定一个电影，这就更可怜了。我们已经把电影贬低到了让人害臊的地步。
苗：那么这部电影上映情况你满意吗？
张：紫禁城影业公司安排得很好，片子在电影的小厅里放映，我的片子能在小厅里放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我今天有这个机会能让那些想看你电影的人看到，这对于我来说，已经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了。
苗：在其他国家，艺术片也是这么发行的吗？
张：差不多是这样，在日本、纽约、香港等地，艺术影片都是在小影院放映，它可以放映很长时间。
苗：你能满足于你的片子被小范围的观众欣赏吗？
张：这不是能由我决定的，我只能一直这样做下去。
苗：别人在拍片子时，可能会想让大多数人去看它。
张：大多数人是不看电影的，１３亿人中能有１亿多人看电影就不错了。
苗：如果将来你的片子票房好了，那么，它还能被称为艺术电影吗？
张：当然有票房好的可能，但它还是艺术片。
苗：你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电影定位在艺术电影，还是后来才使用这个名词？
张：这个问题太刁钻了，很无聊。我从开始到现在，一直在为艺术而做电影。
苗：《过年回家》已在国外获了五项奖，它在国外热，在国内冷，这中间的差距是什么？
张：这个片子在国内并不冷。在小厅里，观众坐得满满的，他们很热烈地跟我探讨我的片子。
苗：艺术影片的定义是什么？
张：总的来说，艺术影片就是有艺术追求的导演所拍的片子。当然，它有许多种，我觉得我的电影应该被称作艺术影片，尤其是《过年回家》。
苗：作为一个普通观众，我分辨不出一个艺术影片跟比如张艺谋的《一个都不能少》的区别。
张：区别是很明显的，任何一个有艺术理想的导演，他都有自己很独特的风格。
苗：风格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
张：如果我们现在用语言定义的话，我们会忽视对电影的欣赏，因为如果我们靠访谈，靠我们之间的对话来叙述一个电影的话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拍电影了。我们看某个电影，不用看导演的名，只看十几分钟或是几分钟的画面，就知道是这个导演拍的电影，他用这个方式说话，因为他有他自己表达的语句。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好莱坞工业化制作的电影，它们通常都是一种状态，一种布光方法，一种画面的叙述方式，一种故事的发展和结束，还有让很多人都羡慕的几分钟给出的笑料和几分钟给出的精彩点。这都是把观众简单化了，把观众像品味快餐和套餐一样地去对待。
苗：艺术影片如何对待观众呢？
张：艺术影片要做的不是如何对待观众，而是如何对待自己。因为这个导演有真诚地要去表达的东西，他永远是针对自己的，他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。
苗：听你讲运作方式，这部片子的结果该是不错的。
张：应该不是一部赔钱的片子，因为我的投资就很少，４００万人民币。
苗：那天在首映式上看到许多你的朋友，比如姜文、王朔，他们看过说什么？
张：他们没有直接跟我说。间接地，我听他们说这个不如原来的电影，他们用“妥协”这个词来说这部片子。崔健打来电话说他特别喜欢，他很被感动，他是自己买票去看的。但我想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些人如何看待我的电影的话，我获奖已经说明了，但对于我来说，那些去买票看电影的观众如何看待片子才是最重要的。
苗：西方的媒介好像对你也有各种的反应。
张：媒介对我的反应其实还是由于如何看待我的电影造成的。比如西方有一些人就有一种这样的态度，他们不希望你做艺术家，而是做政治勇士。可是我不适合，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。曾经有个西方记者，他在看我的《过年回家》时说，你不是浮出海面而是永远地沉入海底。我想，这样说话的人对电影不关心，对我不关怀，他想看到我在海底憋死。
国外也有人用“妥协”或“在找一种默契”，这种词都用得太高了。一个艺术家算不了什么，一个导演的力量是永远在和自己的电影对话，或跟自己对话。因为一个电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电影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宣言。对于我来说，电影是艺术，可能对于许多人来说，电影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方式。例如，电影可以变成一种贺岁的形式，可以变成一种宣传等等。对于我来说，电影是艺术，它是艺术家的一种活动，它永远也超不出这个范围。
苗：你拍电影这１０年来所体验的是一些什么呢？
张：电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旅程，一个心理旅程。我一直用心在跟电影对话，这种对话总是很艰难的。我的第一部片子《妈妈》，虽然最后挂上了新影厂的厂标，但没有很好地去发行，所以，看到的人也不多。到《北京杂种》，实际上已经和中国市场进行了断然性的决裂。那个时候我才２７岁，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电影怎样才能去通过，去发行，当时就是觉得很有必要去拍。我突然觉得我的电影被流放了，从《北京杂种》开始，一直到《儿子》等等，我的影片开始在国内走向一种绝境。然后，我开始去想，别人也问我：“为什么你的电影不在国内放？”每次这样想，我都很痛苦。后来，到《疯狂英语》和《过年回家》，在创作的最初我就希望它能在国内放。
苗：外国人怎么接受你的电影？你是不是觉得有距离？
张：无论观众用哪一种角度去接受你的电影，你都不见得会满意。事实上，对于一个真诚的电影创作者来讲，你很难知道你所面对的观众是什么样的。仔细想想，电影是在一个漆黑的屋子里放的，观众仿佛要走进梦乡，对于导演来说，灯光刺着我的脸，我根本看不清楚坐在下面的观众是什么人，我没办法去仔细揣摩每一个人会怎么去想我的电影。我根本不敢跟我的观众坐在一起看我的电影，特紧张。在威尼斯的电影节上，按规定导演要和观众一起看自己的片子，看完，等到观众鼓掌时，我才松了口气。
苗：你为什么一直在拍一些边缘人的生活？
张：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。曾经有人问我是否信教，曾经有人说我的电影对人类有悲悯之心，这就更伟大了。在拍完《儿子》之后，不断地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但事实上，在这之前，在题材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选择，我并不是一定要去拍某一类人。比如《儿子》，兄弟俩亲自找到我让我拍，他们家人自己来演。一些题材扑面而来，正好打动了我。
苗：为什么这类题材能打动你呢？
张：我们都是普通人。我心中也有些悲哀的感觉，我们人类都在经历着亲情、友情和爱情的聚会和分离，甚至经历着人类的互相残杀。人类是真正需要去悲悯的，今天的人都需要别人去关心。
苗：可能这是因为你需要关心的一种投射吧？
张：很可能是这样，我说过，艺术家都是婴儿。他们很脆弱，像我们拍电影，我们在哭泣，在撒娇，在吵闹，都是婴儿在闹事。就像我的女儿，她今年一岁多了，我觉得她非常的脆弱。对孩子，我们都喜欢用“怜爱”这个词，对人类也应该一样。
苗：你的妻子宁岱是你电影的编剧之一，夫妻把婚姻和工作放在一起很好吗？
张：这说起来很复杂，我还没有想好。不过我女儿出生一年多了，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我正在适应着去做父亲。
苗：你原来是学画画的，对吗？
张：我从小就学画，学油画。小时候喜欢画肖像，我奶奶的肖像画得最多。我小时候身体不好，经常生病关闭窗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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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友印象